“民国外教”的中国朋友圈

与闻一多的友谊令温德终身难忘,甚至在国民党“白色恐怖”时期,温德还偷偷保藏着被杀害的闻一多的骨灰 《国际先驱导报》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有一种人,就像英国诗人济慈自悼的话“把名字写在水上”——他是世界的过客,却活在人们的记忆里。罗伯特·温德(Robert Winter,1887-1987)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  与闻一多的友谊令温德终身难忘,甚至在国民党“白色恐怖”时期,温德还偷偷保藏着被杀害的闻一多的骨灰

  《国际先驱导报》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有一种人,就像英国诗人济慈自悼的话“把名字写在水上”——他是世界的过客,却活在人们的记忆里。罗伯特·温德(Robert Winter,1887-1987)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  这位学识贯通中西的“民国外教”,祖籍法国,1890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克劳福兹维尔的一个农场小镇,在沃巴什学院获学士学位,曾留学法国、意大利,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、西北大学。他同著名学者理查兹(I.A.Richards)和燕卜荪(William Empson)是好友,被誉为“学界三剑客”。他不仅精通英诗,莎士比亚等文学课有口皆碑,还贯通拉丁、希腊、西班牙、法、德等多种文字,被誉为“活字典”和“百科全书”。翻译家张谷若先生生前告诉女儿张玲说:“我们很多人在翻译和教学中不懂的,都请教Mr. Winter。”

  可惜的是,温德多讲授,少撰著,如今未见有著述流传,不能与我们隔空对话。温德的生平事迹,不乏人叙述,如杨绛、张中行、陶洁、郭冠球、赵鑫珊等先生的回忆文章。而新近出版的伯特·斯特恩(Bert Stern)所撰《温德先生》传记简体中文版,更全面地勾勒出温德的一生,其中也记录了温德与民国名人们的交往故事。

  他学生的名字足以骄傲中国文化史1923年,温德来到中国,先在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任教。清华学堂改为国立大学后,他和吴宓、闻一多一起到清华,参考芝加哥大学、哈佛大学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,共同制定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。珍珠港事变后,温德到昆明西南联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拒绝印度方面的邀请,坚持留在中国。1952年院系调整,温德来到北京大学。与北大生命相系35载,“享年百岁,无疾而终”。

  温德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,一辈子没结婚生子。犹如走马灯般丰富多彩的中国近现代史,温德也过着多样的人生——大学教师、非正式任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文化特使、园丁、健康食物倡导者,以及最卓越的业余动物饲养员,抗战期间,他甚至当了一把间谍。富于才华、激情以及仁慈的他,喜欢结交那些他喜欢的“名人们”。1943年11月,温德还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写报告道:“(美国)知识群体与中国知识群体的友谊,才是我们应着力培养的”,“中国真正需要的宣传应该是,与深谙中国国情并对中国前途抱有愿景的美国人有切近的个人联系”。

  笃信于此,温德与中国人建立了或广泛或深刻的友谊。他的同事吴宓、叶公超、陈福田,挚友闻一多、费正清、李约瑟等也都是中外赫赫有名之士。他学生的名字就足以骄傲中国文化史:曹禺、李健吾、张骏祥、钱钟书、赵萝蕤、田德望、杨业治、盛澄华、吴达元、李赋宁、王佐良、何兆武、季羡林、杨绛、王佐良、许国璋、周珊凤……

  在芝加哥与闻一多相识1920年,任职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·温德因为热爱艺术,常去美术馆欣赏名画,结识了当时在芝加哥美术学院上学的中国留学生闻一多,并深深地为这位比他小11岁的中国青年之才学所折服。

  闻一多交友谨慎,“我所结交的都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”,其中就有这个“知道中国东西”的温德。温德好几次请闻一多吃饭,谈中西诗歌、聊绘画。他还主动翻译了闻一多在芝加哥期间写的诗,并邀请他一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。二人相交甚欢,为此闻一多亦曾致信梁实秋时提到:他是一个有趣极了的美国人,对中国极友善的美国人之一,“(每次他来找我,我们) 都谈到夜里一两点,直到我对他说再见,去另一个房间拿外套。在那儿,我们又开始另一场谈话。当我们一起往门边走,我们继续谈。我们开门,我们接着谈。我走到台阶,我们还在谈。最后,我不得不说,"我要上床睡觉。"我们终于找到时机互道 "晚安 "然后分手”。

  在这段友谊里,最让温德震动的是这位东方青年的人文主义理想,民主是温德和他常常聊到的话题。闻一多盼望中国早日自立、取得平等地位。这和温德支持种族平等、民族平等的理念惺惺相惜。在大学任教期间,温德曾经被系领导要求压低犹太学生和黑人的分数。因此,他对眼前这位东方学生尤为同情。

  当他向闻一多描述了梦想中的世界,闻一多告诉他:“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,你应该去中国。”随即他马上坐船去了中国,手里拿着去往日本和中国的通行证,胸中怀着沟通东西文化的志向。

  温德赴中国后不久,先是由吴宓介绍入东南大学,继由闻一多与张景钺联名向清华曹校长推荐。闻一多又敦请梁实秋“为他push一下”,以后果然温德便在清华外语系讲授英文、法文和西方文学,抗战西迁又在西南联大,后来院系调整到了北大西语系。

  当闻一多和温德均在中国时,作为当时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和思想先锋的闻一多非常忙碌,与温德较少见面。但两人的友谊令温德终身难忘,甚至在国民党“白色恐怖”时期,温德还偷偷保藏着被杀害的闻一多的骨灰。

  在东南大学与吴宓共同设计课程1923年9月1日,温德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南京,在东南大学教授英文、法文,共两年,他与英文系的吴宓成为好朋友。

  温德去吴宓家串门可以直接上桌吃饭,而且吴宓的妻子也同桌吃饭,这在封建礼教束缚的当时社会,非常少见。《温德先生》一书写道:

  “在某些方面,对刚到中国的西方人来说,吴宓可谓是一个奇怪的向导。吴宓抨击新文学观,反对新文化(300336,股吧)运动中的白话文学,以文言写作,因而表现为一个双重的保守主义者。但温德的这个新朋友,是悖论之人,他以渐进式的西学研究而居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地位。正如他这一代的许多中国人文主义者,吴宓留学美国,在哈佛大学转向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。恰似温德,吴宓是一位有趣多彩的人物,恰似温德,吴宓激赏英语及欧洲文学。而且,他与温德都对比较研究感兴趣,喜欢探索希腊罗马文明、基督教文化、印度佛教哲学、中国儒家教义之间的异同。”

  “吴宓兴趣之广泛自然吸引了温德,温德自己就是个几乎对万事万物感兴趣的人。这两位一起做了件重要工作,设计英文系培养方案,南京和清华的课程体系都由此而设置。但在一个重要方面,吴宓不同于温德。吴宓是个"本土主义者",他基本的激情都指向中国文化的古典脉络。吴宓用古体写诗,还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《红楼梦》的两位主要权威研究者之一。再看这个美国人,他从未积极表现出对美国文化的兴趣,他的文学品位,是当时典型的有教养阶层之品位,倾向于英国和欧陆文学。”

  在昆明:活泼丽人们的艰苦岁月从1925年起,温德前往清华大学教书。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,清华南迁,与南开等高校组成“西南联大”。1940年11月8日,深夜11点,温德终于到达昆明。温德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期,他没有交到什么密友,但这里荟萃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(包括温德钦佩的经济学家陈岱孙,他们两家在清华是邻居),温德与他们相得益彰。据陈岱孙回忆,在联大每个人都喜欢人缘很好的温德,但“他从未与谁特别亲近,他一度与吴可读走得比较近,但我不觉得他们成为了密友”。

  确实,温德与吴可读两人在清华做了多年邻居,过从甚密,两人同一年从美国来中国。在吴可读不幸染病去世后,温德顶替吴可读负责正字学会在云南以及西南地区的基本语项目。

  1941年夏末,昆明局势紧张,通货膨胀厉害,物价飞涨。跟避难到此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一样,温德忍受着战乱的空袭和最低程度的物质条件,他写信描述见到此时的林徽因等一众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困窘:

  “我在市场里看到在北平相识的几位女子,曾经活泼的丽人,此时脚穿破烂鞋子,一身油烟,偷偷找看哪里有买得起的东西,低头走过,生怕别人认出。林徽因得了肺结核,快不行了。裨德本5月份的时候连签字都没力气。他申请了两个月的病假,去大理和丽江休养。现在,他看起来好多了。(建筑师梁思成之妻林徽因,实际上1949年后痊愈了,而且还挽救了景泰蓝行业。)李又安告诉我,朝鲜战争爆发后,女儿执意要参军,林徽因生气郁结,病情恶化而去世。在费正清记忆中,她是"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、诗人,具有极细腻的美感和极广泛的智性爱好,交游广泛,光彩照人。"

  “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不得不让几个女儿出门工作,梅夫人韩咏华用化名找了一份工作,给一位地方官的子女辅导功课,后来被发现真实身份,这份工作也做不下去了,理由是联大校长夫人做这份工有损尊严。”

  “西方人则在渐次撤出昆明。牛津大学汉学系主任修中诚,因成天吃米饭、红辣椒和茶,胃病发作,此时刚赴印度就医。修中诚教授本想待一年,但只住了几个月。即便是吴可读的姐夫裨德本,熬过了日本军机狂轰乱炸的那些最艰苦时日,此时也撑不下去了,请求转移到印度。”

(责任编辑:邓益伟 HN00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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